深圳賭博案件律師  由犯罪嫌疑人的情節判斷。在認定被告人構成“以賭博為業”的賭博罪時，司法機關通常根據行為人賭博的持續時間、次數、賭資數額的大小來認定，但也不乏賭博時間長、獲利多、借錢賭博、幫助他人下注等寬泛的情節。更嚴重的是，一名賭徒連續三天參賭，賭資不超過3萬元，被認定為賭博罪主體(見2012澄刑初字第102號刑事判決書，鄒順章，蔡惠東，賭博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另外，還存在將已多次受到行政處罰、又以賭博為業的參賭者，再次評定為賭博罪的情況，從而認定為賭博罪的情形，參見(2015)鄂建始刑初字第00033號賴某甲賭博罪一審刑事判決書。以上兩起案件，筆者認為，已經完全違背了賭博罪構成賭博罪的真實內涵，而且顯然存在著錯判。

　　四、賭博行為持續時間之判斷。參與賭博的人數連續6個月以上的有20人，約占總數的50%，賭博行為持續時間不到6個月或僅僅廣義上說是長賭或多次賭的也有近5人。在這些病程中，短的有一個月、七天甚至一天。

　　例如，經審理查明，2016年3月至4月18日，被告人黎賀銘、宋桂洪(另案處理)受李某之邀，在梧州市長洲區某某路某號XXX室，利用在國內外多家賭球網站進行網絡賭博(累計賭額達199900余元)。[見廣西梧州市長洲區人民法院(2017)桂0405刑初105號刑事判決]]

　　再如，“經審理查明，從2014年6月25日至同年7月1日，被告人梁某某利用QAZPLM0133(密碼為aa888)在皇冠酒店賭博網站(http://www.HG3088.com)上的賬號進行賭博，賭資金額為4012500元…”[參見廣東開平市人民法院(2014)江開法刑初字第554號刑事判決書]

　　再次，公訴機關指控張某、蔡某以賭博為業。2005年12月，被告人張某為了賭博，通過牛某向袁某借款30萬元。為了償還這筆賭債，被告人張某于2006年2月28日晚，與被告人蔡某及袁某、“彬彬”、“阿華”、“上虞佬”等人在本市江干區嚴家弄7號二樓一間房內以“二八杠”的方式進行賭博。賭局進行時，因袁某現金不足，雙方約定用袁某與張某的賭債抵充賭局債務，由牛某擔保。當天晚上，袁某共賭輸人民幣125萬元，除所欠被告人張某和牛某的全部賭債得以抵償外，袁某還欠下另一筆賭債60多萬元。隨后，袁某據此向牛某支付了40多萬元。[見杭州市江干區人民法院(2007)江刑初字第726號關于張某、蔡某賭博犯罪的刑事判決書]

　　五、初步分析。由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一般的賭博者都應構成“以賭博為業”的賭博罪，相關判決顯示出明顯的地域特征，河南、福建、江西三地的入罪可能性較大，而廣東省雖然有六個，但其中四個被告人均為網絡賭博幫兇，并不是自己參與賭博。實際上，長期參與線下賭博或網絡賭博的人數很多，但從統計數據來看，真正要承擔刑事責任的人數卻很少，這與“以賭為業”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準確界定其內涵和外延并不相關。第二，“以賭為業”似乎要求賭徒賭博持續時間更長，但從實踐判例來看，賭博持續時間似乎不是認定“以賭為業”必須考慮的因素，賭博連續數天甚至一天，都可能被認定為“以賭為業”。很明顯，這一極其寬泛的認定方法，模糊了刑事罪與行政罪的界限。部分法院將接受他人“六合彩”賭資或開設賭博網站的行為認定為“以賭博為業”；前一種行為應認定為聚眾賭博罪，后一種行為更應認定為開設賭場罪。其四，行為人是否有正當職業或正當收入來源，也不能作為是否構成“賭博業”的認定標準。上述41起案件中，被告的辯護律師均認為被告有正當職業，不屬于“以賭博為業”的范圍，法院也沒有采納他們的辯護意見。簡言之，“以賭為業”在司法實踐中并無統一的認定標準，各地的判決大多強調賭博罪的期限、次數、數額、獲利情況等因素，而缺乏清晰、可行的指導，從而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對其適用上的混亂、任性。

　　第二，刑法中“賭博業”概念的內涵界定。

　　近幾年來，隨著網絡賭博向在線賭博的延伸，網絡賭博違法犯罪活動日益猖獗，已成為我國公安、司法機關打擊的重點。參加網絡賭博的對象，一般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工作穩定，收入可觀。正確界定“以賭博為業”的內涵，可以更好地解決參與網絡賭博和線下賭博的參賭者是否構成賭博罪這一重大問題。

　　但是，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并沒有對賭博罪的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198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賭博案兩個問題的電話答復》(現已失效)中指出，“以賭博作為生活或主要經濟來源的人”既包括沒有正規職業和合法收入以賭博為生的人，也包括經濟收入的主要部分來自賭博的人，盡管他們有職業或其他收入，但仍從事賭博活動。但是這一回答仍然模糊不清，可操作性不強，仍然無法解決長期賭博而每次都輸的參賭者以及有正當職業或收入、賭博資金只占其收入很小一部分的人，能否認定賭博罪的問題。

　　在理論上，“賭博業”的內涵，也是縱論紛紜。有人認為，“賭博為業”，是指以賭博的收益作為其生活或揮霍的主要來源，既包括無正當收入或無正當職業、無正當收入從事賭博活動的人，也包括雖有職業或其他特定經濟收入，但以賭博的收益作為其生活或揮霍的主要經濟來源的人(參見：賈建平：以賭博為業犯罪的認定及相關問題研究)。但是這種解釋仍然無法解釋逢賭必輸或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一起賭博，因為高收入者可能無法達到上述標準而導致法律適用上的不平等問題。

　　本文認為，賭博罪應當是刑法理論上的常業犯，即行為人以營利為目的，長期多次多次實施同一種犯罪行為，集合成同一罪行的犯罪形態。在賭博業中，「業」包括全職和兼業，也就是說，不論行為人有無正當職業或收入。博彩業”的核心內涵有二：一是對博彩經營期限的要求。犯罪人只有連續或長時間地進行賭博活動，才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從而達到刑罰處罰的必要性；第二，賭博活動的賭資要求及其危害后果。只有涉及數額巨大的賭資，或者賭資來源是個人或家庭的主要收入，并且對家庭生活產生了重大不利影響，或者對社會產生了其他嚴重的不良后果，才能構成賭博罪。

　　很明顯，生活開支或揮霍主要來自賭博，而非“賭博作為一種職業”的主要內容。將賭博持續時間、賭資數額大，或者賭博所帶來的一定嚴重危害后果，作為認定“以賭為業”的標準，有一定的可操作性，避免了單純以生活開銷和揮霍數額作為判斷標準的模糊和不確定。

　　另外，對于賭博持續時間標準，有論者認為，行為人應當連續從事賭博活動超過半年。作者認為，“以賭博為業”的期限要求要考慮，至少要一個月以上，具體要根據當地賭博違法犯罪的實際情況而定，但不是唯一要考慮的因素。

　　3.賭客，尤其是網上賭客，如何應對可能面臨的犯罪風險。

　　深圳賭博案件律師 伴隨著賭博違法犯罪活動的日益網絡化、信息化和國際化，在我國周邊地區，以公民為主要服務對象的賭場層出不窮，皇冠網、百家樂、時時彩等賭博網站也逐漸從線下走向線上。他們的服務器一般都在國外，在國內招募代理，發展會員，接受會員投注，從而吸引國內賭客。因為這些網站的服務器都在國外，所以公安機關經常需要借助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方來收集相關犯罪證據，抓捕嫌疑人，進而打擊這些網站。

　　當接到舉報或者自行發現相關網絡賭博犯罪線索時，公安機關在偵查辦案初期，通常會凍結賭博網站的注冊賬戶或與涉案嫌疑人有關的銀行賬戶，以便及時控制涉案資金的流向。